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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
股份合作制企業股權轉讓案例
發布時間: 04月03日
王鳳英訴岑春林等18人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及解析
  
  原告王鳳英,女,1955年11月19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鳴鶴鎮上禮房村。
  被告岑春林,男,1960年7月13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法定代表人,住所慈溪市橫河鎮宜青橋村水利局集資樓第3排4樓。
  被告林渭金,男,1947年8月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掌起鎮東二村。
  被告鄭信娟,女,1958年10月25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興觀路25號樓203室。
  被告陶亞萍,女,1962年6月20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上橫街27號。
  被告毛建定,男,1962年1月20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堰頭村。
  被告沈建山,男,1955年12月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滸山鎮金山村上葉家。
  被告韓自強,男,1951年4月20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鳴鶴鎮宓家埭中街。
  被告樓惠兒,女,1956年1月21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滸山鎮城東新村22號樓504室。
  被告王明芳,男,1960年2月28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五里村。
  被告邱青偉,男,1949年3月11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鳴鶴鎮宓家埭三九房村。
  被告毛學孟,男,50歲,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堰頭村。
  被告毛富強,男,1958年3月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前蔣村。
被告方碗仙,女,1960年5月31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堰頭村。
  被告徐建兒,女,1963年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堰頭村。
  被告解禮萬,男,1956年7月13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鳴鶴鎮解家村。
  被告施國民,男,1957年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鳴鶴鎮西埠頭村。
  被告宓邦達,男,1951年5月26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鳴鶴鎮上禮房村。
  被告岑權林,男,1954年10月27日出生,漢族,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職工,住所慈溪市觀城鎮堰頭村。
  
  
  1、原告訴稱:原告與18名被告系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以下簡稱磚瓦廠)股東。磚瓦廠系原地方國營慈溪磚瓦廠的轉制企業,企業性質為股份合作制,由包括原、被告在內的21位股東出資成立。被告岑春林為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任執行董事兼廠長。1999年12月15日,被告岑春林以執行董事名義通知召開全體股東大會。同月17日,股東大會如期召開,會上,達成了將岑春林等18位被告的股權轉讓給原告王鳳英的兩份協議書。協議書約定,岑春林等18位被告將自己在磚瓦廠股權全部轉讓給原告,轉讓費為每10000元股本金支付1000元轉讓金,18位股東的轉讓股本金為131萬元,轉讓金13.1萬元,合計轉讓費為144.1萬元。雙方同時約定原告應在2000年1月15日前將股權轉讓款支付給18位被告,18位被告不得翻悔,否則各自應賠償雙方經濟損失。簽約后,原告即籌借資金144.1萬元,經向工商及驗資部門咨詢,并按咨詢意見于1999年12月22日將144.1萬元打入磚瓦廠帳戶,供驗資及出讓股東領取。同月24日,被告毛學孟、樓惠兒、王明芳、邱青偉、韓自強5位股東按照轉讓協議約定,從原告打入磚瓦廠帳戶的144.1萬元款項中取得46.2萬元轉讓款。同月25日,被告岑春林開始阻止出讓股東領取轉讓款,并將出納被告樓惠兒保管的法定代表人章(銀行預留印鑒)收起,由其自己執掌。同月29日后,被告毛富強、方碗仙等眾股東繼續要求領取轉讓款,出納開具了蓋有磚瓦廠財務專用章的現金支票。因被告岑春林掌握了法定代表人的預留印鑒不同意支付,而不能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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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5日,原告因被告沈建山要求,另行籌借11萬元轉讓款支付給被告沈建山。原告及部分被告多次催促被告岑春林應遵守股權轉讓協議,及時辦理股權轉讓登記手續,同意支取轉讓款,但被告岑春林不置理睬。為維護原告及大部分出讓股東的合法權益,原告于2月18日起,開始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辦變更登記手續。因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認為被告岑春林的法定代表人資格尚未免除,應由被告岑春林出面辦理,致使申請變更手續不能進行。由于原告的受益權無法行使,已造成原告的經濟損失。原告認為,原告與18位被告的股權轉讓協議,經全體股東會討論通過,并由出讓方與受讓方簽字確認,應具有法律約束力。且原告已履行了該轉讓協議中的義務,被告岑春林違反約定,收繳銀行預留印鑒,阻止出讓股東取得股權轉讓款,又拒絕辦理工商登記手續,其行為已嚴重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給原告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被告岑春林的行為既表現為其作為一名出讓股東的簽約后的違約性質,同時又表現為其作為企業法定代表人利用這一職權對原告權益進行侵害的侵權性質。被告林渭金、鄭信娟、陶亞萍、毛建定等4名股東也明確表示反悔,屬違約行為。被告沈建山、韓自強、樓惠兒、王明芳、邱青偉、毛學孟、毛富強、方碗仙、徐建兒、解禮萬、施國民、宓邦達、岑權林等13名股東,本就同意轉讓,無違約行為,但由于本案系必要共同訴訟,故一并列為被告。原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請求判令:一、依法確認原告與岑春林等18名被告于1999年12月17日簽訂的兩份《股權轉讓協議》有效;二、判令被告繼續履行股權轉讓協議;三、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
  2、被告辯稱:
  被告韓自強、樓惠兒、王明芳、邱青偉、毛學孟、毛富強、方碗仙、解禮萬、施國民辯稱:1999年12月17日原告與18位被告簽訂的兩份股權轉讓協議答辯人認為是有效的,且韓自強、樓惠兒、王明芳、邱青偉、毛學孟已領取了股權出讓款項,答辯人不存在不履行股權轉讓協議的意思和行為,起訴狀所寫至今未辦理工商變更的原因,非由答辯人行為所致,故不應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徐建兒在法定期限內未作書面答辯,在庭審中辯稱:1999年12月17日的股東會是開的,協議簽訂由于沒有法定代表人章致轉讓款沒拿成,至于協議是否有效放棄陳述。
  被告岑春林、林渭金、鄭信娟、陶亞萍、毛建定在法定期限內未作書面答辯。在庭審中辯稱:1、1999年12月17日簽訂的兩份股權轉讓協議,違反了企業章程規定的程序,故應認定無效。如此股權轉讓應當認為是重大問題,對重大問題的修正,應首先作出決議,然后按照規定依法辦理。2、股權轉讓協議的背景是未在骨干股東協商一致作出決議、原告擅自要求股東轉讓股份、強行宣布股東變更、促使重新增加出資、導致股份轉讓的情況下作出的。3、對原告提出的本案所應適用的法律沒有異議。其中被告陶亞萍還辯稱,其未在股權轉讓協議上簽名,轉讓協議上的“陶亞萍”三字是被告沈建山代簽的,故轉讓協議是無效的。
法院根據被告岑春林、林渭金、陶亞萍、毛建定的申請,通知了證人陳梅春到庭作證。
  被告沈建山在法定期限內未作書面答辯,在庭審中辯稱:1999年12月17日協議書程序上沒有辦到,開會時大家提出的轉讓費一致認可1000元,而結果是欺騙性質的,認為該協議無效。
  被告宓邦達在法定期限內未作書面答辯,在庭審中辯稱:其沒有毀約,要求拿轉讓款,但認為協議是無效的。
  被告岑權林在法定期限內未作書面答辯,在庭審中辯稱:認為轉讓協議無效。
  在法庭辯論階段,被告岑春林、林渭金、鄭信娟、毛建定、岑權林認為: 1、根據企業章程規定,股東既是勞動者又是出資者,可是股份轉讓協議只注重了對股金的轉讓,而剝奪了股東應具有的勞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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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讓方是原告王鳳英,但其在簽具股份轉讓協議時未到場,由宓增杰作為代表而簽署,而未出具委托書,不符合章程的規定。3、原地方國營慈溪磚瓦廠轉制時,總資產優惠了17%的價格,股東們并不知道,應認為股權轉讓協議顯失公平,屬可以撤銷的民事行為。為此,當庭提出反訴,要求撤銷與原告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但上述被告未在限定的期限內預交反訴案件受理費。
  
  經查,磚瓦廠于1999年1月18日經慈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成立,企業性質為股份合作制。股東由原、被告及案外人陳梅春、陳立國共21人組成,其中案外人陳立國非原地方國營慈溪磚瓦廠及磚瓦廠職工,其余均為原地方國營慈溪磚瓦廠及磚瓦廠職工。企業法定代表人兼執行董事為被告岑春林,注冊資本201萬元。上述股東從原地方國營慈溪磚瓦廠轉制買入的土地、房屋折價及以現金出資,其中陳立國以房屋、土地出資34.1萬元,以現金出資20.9萬元,合計出資額55萬元,占注冊資金的27.36318%;其余股東均以土地及房屋折價出資,其中被告岑春林、沈建山、樓惠兒、方碗仙、鄭信娟、毛富強、原告王鳳英各出資10萬元,分別占注冊資金的4.97512%;案外人陳梅春、被告邱青偉、宓邦達、岑權林、施國民、陶亞萍、解禮萬各出資5萬元,分別占注冊資金的2.4876%;被告毛學孟、林渭金各出資4萬元,分別占注冊資金的1.89%;被告韓自強出資20萬元,占注冊資金的9.9504%;被告徐建兒出資8萬元,占注冊資金的3.989%;被告王明芳出資3萬元,占注冊資金的1.493%;被告毛建定出資2萬元,占注冊資金的0.998%。根據磚瓦廠章程第九條規定:企業的股份持有者為股東,按其所持有的股份的份額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第二條規定股東既是勞動者又是出資者;第十二條規定:職工股東大會是企業的權力機構,職工股東享有平等權利,實行按股份表決的方式。原則上每年召開二次股東大會,遇特殊情況,經股東總數的30%以上的股東書面提議,應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第十四條規定:執行董事應在召開股東會十五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股東開會日期、地點和內容;第十五條規定:股東會應有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股東大會半數以上(含半數)人數表決同意始能生效;第十六條規定: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議,可書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委托書應明確代理權限,代理人應向股東會出示委托證書;第十七條規定:執行董事有召集和主持股東會等職權;第八條規定:股東不能退股,股權需轉讓時,須經股東會同意,在企業內部轉讓且股東有優先受讓權,股權轉讓價格由雙方協商確定。
  上述事實,由原告提供的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副本復印件、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章程,以及原、被告陳述予以證實。
1999年12月15日,被告岑春林書面通知全體股東,在同月17日晚6時召開股東大會,并在書面通知中提出了股份拉平、競爭上崗的方案作為股東大會議題供股東參考。同月17日晚,原告委派其丈夫宓增杰參加,但未出示委托書,其他股東均親自在磚瓦廠內參加了股東會,股東會由被告岑春林主持,全體股東對召開時間未在15天前書面通知,及宓增杰代表原告但未出示書面委托書的事宜均未提出異議。會議否決了被告岑春林提出的思考方案,討論了部分股東出讓股份及部分股東受讓股權的事宜及股權轉讓的價格,并由原告與被告岑春林分別以受讓人身份對受讓價格進行了競價,經股東們充分協商,確定分別以股本金的110%的金額為轉讓價,將18名被告的股權份額(共計股本金131萬元)分別轉讓給原告,原告將合計144.1萬元的轉讓款分別按各被告的出資額比例給付各被告。對此,案外人股東陳立國無異議,案外人股東陳梅春意欲轉讓自己的股權,但不同意以此價格轉讓,故最后未同意將自己的股權轉讓,但對其他被告將股權轉讓給原告并無異議。隨即,根據各股東在股東會上的意思表示,由被告岑春林起草了股權轉讓協議兩份。協議均以原告為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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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名被告及案外人陳梅春為乙方,宓增杰代表原告在協議上簽了名,除被告陶亞萍外,其余被告均親筆簽名,被告沈建山為被告陶亞萍代簽了名,案外人陳梅春因后不同意轉讓而未簽名。兩份協議載明:根據企業章程第八條規定,經雙方協商約定:1、甲方支付給乙方轉讓費1000元/萬元,到2000年1月15日一次性結清。2、乙方股金轉讓為136萬元,轉讓費為13.6萬元,合計149.6萬元(包括財產變更與財產盈虧)(含案外人陳梅春后未同意轉讓的5萬元股金及轉讓費)。3、甲方如到2000年1月15日不及時支付股金與轉讓費則甲方賠償給乙方10萬元并由乙方按股分攤;如個人反悔,則個人按股金額賠償。4、財產變更與年底的財務結算盈虧與乙方無涉。
  原告對其夫宓增杰代其行使股東權利予以認可。
  被告陶亞萍在股東會召開期間中途退席,參加勞動后回宿舍睡覺。在股權轉讓協議簽具前,被告沈建山到被告陶亞萍處,告知股份轉讓了,別人都在簽字,被告陶亞萍表示已睡覺不想起來了,委托被告沈建山代為簽字,被告沈建山即以被告陶亞萍的名義在轉讓協議上簽了名。
  1999年12月24日至2000年1月15日間,原告又分別與被告沈建山、韓自強、樓惠兒、王明芳、邱青偉、毛學孟、毛富強、方碗仙、徐建兒、解禮萬、施國民、宓邦達、岑權林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
  上述事實,由原告提供的原告王鳳英委托其丈夫宓增杰參加股東大會的委托書、被告岑春林在1999年12月15日草擬的發給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股東的“供股東們思考方案”、1999年12月17日簽具的兩份股權轉讓協議書、票面為144.1萬元的現金支票繳款單一張、沈建山等十三位被告與原告分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書,被告提供的證人陳梅春證言,以及原、被告陳述予以證實。
  1999年12月22日,原告為辦理變更登記手續,根據工商部門及驗資部門的意見將144.1萬元轉讓費現金繳入磚瓦廠在鳴鶴信用社的驗資戶帳戶。同月24日,被告毛學孟、樓惠兒、王明芳、邱青偉、韓自強按股權轉讓協議從磚瓦廠領取了各自可得的轉讓款合計46.2萬元。同月25日,被告岑春林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職務,將原由出納被告樓惠兒保管的銀行預留印鑒法定代表人章收回由自己執掌,致其他出讓被告無法領取轉讓款。2000年1月15日,原告直接給付被告沈建山轉讓費11萬元。
  上述事實,由原告提供的部分被告領取款項憑證,以及原、被告予以證實。
1999年12月25日,被告岑春林再次召開股東大會,除案外人陳立國外,其余股東參加了股東會,會上,岑春林宣讀了由其事先起草的股東會議紀要,因股東們意見不一,未達成股東會決議。同月26日,被告岑春林以磚瓦廠名義致函慈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觀城工商所,告知該廠如要變更登記,須由法定代表人即其本人來辦理,其他人員不能予以辦理。其后,被告岑春林利用法定代表人身份,拒絕配合原告辦理磚瓦廠的企業變更登記工作,致釀成本案糾紛。
  上述事實,由原告提供的1999年12月23日原告填寫的企業登記咨詢受理表、被告岑春林給觀城工商所的函抄件,以及被告陳述予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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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合作制企業是勞動合作與資本相結合的企業法人。磚瓦廠在原從國有企業性質改制后雖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經濟性質登記為股份合作制,但其股東身份構成,與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規范性文件《關于城市股份合作制改制企業登記管理的若干試行意見》第三條“實行股份合作制改制的企業,主要應由本企業職工個人出資,除設置職工個人股外,還可以根據情況設置職工集體股,國家股、法人股”的規定,亦不完全相符。對股份合作制類型的市場主體,我國目前尚無一部專門的法律及行政法規予以規范。故對本案糾紛,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相應規定,特別是依照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予以調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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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企業章程,是全體股東的共同意思表示,對全體股東均具有約束力。2、1999年12月17日的股東大會,由執行董事被告岑春林召集,雖其通知召開的時間遲于章程規定的通知期間,但除原告委托丈夫參加外,其余股東均到場參加了股東大會,全體股東在該次股東大會上,對未按規定時間提前通知召開股東大會的問題均未提出異議,應認為全體股東放棄了章程給予的股東在參加股東大會前擁有的必要的準備時間,召開該次股東大會,系全體股東的共同意思表示,未損害各股東的公益權,應視為符合章程規定的程序。3、原告委托丈夫宓增杰參加1999年12月17日的股東大會,并代表原告與各被告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宓增杰雖未在股東大會上出示書面的委托證書,但到會股東均知道宓增杰系原告的丈夫,且在該次股東大會上對宓增杰的代理資格并未提出異議,事后原告又未對宓增杰的代理行為予以否認,故應認為宓增杰有權在該次股東大會上代表原告行使股東權利。岑春林等部分被告以章程第十六條否認宓增杰的代理資格與法律規定相悖。4、1999年12月17日的股東大會,以討論被告岑春林提出的“股份拉平、競爭上崗”的方案開始,后經各股東充分協商,并通過原告與被告岑春林以股權受讓人身份競價的方式,原告與各被告達成了股權轉讓協議,對此,各到場股東均無異議,應認為該次股東大會達成了同意各被告的股權分別轉讓給原告的口頭決議,該決議符合章程規定,從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均不違反法律規定。5、原告與各被告在1999年12月17日股東大會結束時簽訂的兩份轉讓協議,均由被告岑春林根據原、被告各自的意思表示起草,原告代理人及其除被告陶亞萍以外的各位被告均親筆簽了名,應認為股權轉讓協議是原告與除被告陶亞萍以外的各位被告的各自的真實意思表示。6、被告陶亞萍參加了1999年12月17日的股東大會,參與了股權轉讓事項的討論協商,后中途退席。被告陶亞萍知道或應當知道其所擁有的股權將按競價后確定的價格轉讓給其他股東,在被告沈建山告知其股份轉讓了,別人都在簽字時,被告陶亞萍委托被告沈建山代為簽字,被告沈建山以被告陶亞萍名義在轉讓協議上簽字,屬授權不明的代理行為,所產生的民事責任,應由被告陶亞萍向原告承擔,F被告陶亞萍否認被告沈建山代為簽名的效力,無法律依據。7、原地方國營慈溪磚瓦廠轉制時,該廠的資產由原、被告共同購入并分別作為出資投入磚瓦廠,各被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資產的實際價值,且企業在設立時的實收資本及企業在經營一定期間后企業的凈資產,是兩個不同內涵的概念,股權轉讓價格是否公平合理的評判,主要應以在股權轉讓時企業的凈資產值及其經營狀況等因素確定,且原、被告間系以競價方式確定股權轉讓價格,故岑春林等部分被告認為股權轉讓協議顯失公平,缺少事實依據。8、章程第二條雖然規定股東既是勞動者,又是出資人,但是事實上并非磚瓦廠的全體股東均系該廠的職工即勞動者。各被告與磚瓦廠的勞動法律關系依法不因為其股東身份的喪失而解除。岑春林等被告提出的股份轉讓協議剝奪了股東應具有的勞動權利的主張無法律依據。9、原告與各被告達成的股權轉讓協議,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10、《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僅規定了企業法人有法定變更事項,應當辦理變更登記,并未將辦理法定登記規定為合同生效的條件,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現磚瓦廠尚未辦理變更登記手續,并不影響對股權轉讓協議效力的確定。但在磚瓦廠法定登記事項發生變更時,應依國家規定,及時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變更登記手續。11、1999年12月25日召開的股東大會,未按章程規定的時間提前通知全部股東,且全體股東并未到場,損害了未到場股東的公益權,應認為該次股東大會的召開,不符合章程規定,即使該次股東大會形成了決議,對全體股東亦無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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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被告岑春林作為磚瓦廠法定代表人兼執行董事,召集1999年12月17日的股東大會,又參與了股權受讓的競價,并根據原、被告各自的意思表示,執筆起草股權轉讓協議,爾后利用職務之便阻攔股權轉讓協議的履行及慈溪市石湫頭磚瓦廠企業變更登記手續的辦理,并與被告林渭金、鄭信娟、陶亞萍、毛建定、沈建山、宓邦達、岑權林否認轉讓協議的效力,該8名被告的認為,違反了法律規定的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時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且對本案糾紛的釀成均由過錯,但主要過錯在被告岑春林。綜上,原告與各被告之間的股權轉讓行為意思表示自愿真實,符合企業章程規定的轉讓條件,雙方各自達成的股權轉讓協議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雙方均應按約履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條、第四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四條、第九條第一款規定,判決如下:
原告王鳳英分別與岑春林等十八名被告之間的股權轉讓合同有效。
  
  宣判后,被告岑春林、鄭信娟、陶亞萍、毛建定、岑權林不服提起上訴,但被告鄭信娟、陶亞萍、毛建定、岑權林未預交二審受理費,被告岑春林在2000年11月8日申請撤回上訴,2000年11月8日,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對鄭信娟、陶亞萍、毛建定、岑權林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準許岑春林撤回上訴。
   理論解析:
  1、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法律地位及磚瓦廠的性質。
  股份合作制企業最早出現于80年代初期的浙江溫州地區。由于意識形態的障礙和思想上的束縛,個私企業的發展受到阻礙,人們為了利用股份制作了變通,即股份合作制。它的優點是在減少政治風險和歧視性待遇(個私經濟在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受歧視的情況并不鮮見)情況下享受到了股份制的部分益處。同時,“集體股”的方式減少了對集體企業(包括國有中小企業)進行改革時遇到的阻力,使改革不至于因為完全否定集體(國有)企業所有權狀況而夭折。這種改革包括目前尚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相當部分國有企業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業,很大程度上照顧了職工因角色轉變而產生的不滿情緒,使國企改革能在穩定的環境中順利完成。股份合作制的另外一些優點有:調動職工積極性,增強企業的凝聚力,為企業開辟一條新的融資渠道。
  正因為這些優點,黨和政府對股份合作制企業在政策上大力扶持,為其創造了寬松的外部發展空間,政府各部門和各地方紛紛制定了規范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文件。但由于各地股份合作制經濟實踐的豐富多采,也可以說是五花八門,部門規章和各地方性法規對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規范表現出極大的無序和差異,這些差異直接體現在職工能否退股、股權如何設置、產權如何界定、利潤如何分配等具體問題上。規范的混亂狀態連同理論研究的嚴重滯后,使得全國人大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立法,在幾易其稿之后被擱置,導致目前我國尚無一部專門法律或行政法規對股份合作制企業加以規范的尷尬局面。
  盡管如此,由于經過了近20年的實踐,理論界對股份合作制企業還是抽象出了相對認同的含義:股份合作制企業是股份制和合作制相結合并依法設立的,資本全部或主要由職工股份構成,職工股東共同勞動,所有股東以其所持股份為限對企業承擔責任,企業以其全部資產對企業債務承擔責任的法人組織。其最大特點是實現了勞動合作與資本合作的結合。
  本案中,磚瓦廠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企業性質登記為股份合作制,同時其章程規定:企業的股份持有者為股東,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享有權利、承擔義務;股東既是勞動者又是出資者;股東不能退股;股權轉讓須經股東會同意,在企業內部轉讓且股東有優先受讓權。從這些內容看,磚瓦廠的性質似乎正是股份合作制企業,但從其實際情況看,案外人陳立國非磚瓦廠職工,而其持有股份占了注冊資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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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6318%;其余各股東的出資金額從2萬元到20萬元不等,差距較大。這樣的股東構成及股份結構,更符合有限責任公司的特征而非股份合作制企業。同時,由于浙江省并沒有地方性法規來規范,故案件在審理中難以認定其性質為真正的股份合作制企業。在一審判決后的2000年9月6日,寧波市人民政府發布施行了《寧波市股份合作制企業登記管理辦法》,磚瓦廠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該辦法關于“股份合作制企業應當設置一定比例的職工個人股,還可根據情況設置集體股份、國有股、法人股”及“股份合作制企業一般不吸收本企業以外的個人股”的規定。另一方面,磚瓦廠的股本設置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勞動結合的性質,所以不是單純的股份制,也就不能以公司法對之加以規范。在此情況下,法官只能尋求民事一般法及民法基本原則的救濟,在審案時適用民法通則、合同法、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等。
  2、本案中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
  磚瓦廠企業章程是全體股東共同的、真實的意思表示,按照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對全體股東具有約束力。股權轉讓合同的產生包括價格的確定過程,均符合章程的規定,且各股東未提出異議;其內容沒有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主體適格,符合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
  本案中股權轉讓合同效力確定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股權轉讓是否須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這一程序方生效。實際上,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并未將股權轉讓規定為企業法人需辦理變更登記的法定事項,也即股權轉讓合同不屬于合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生效的,依照其規定”的情形,故登記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本案中股權轉讓合同未登記,正是由于被告未履行合同所造成,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而不能以此為由否認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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